问：这是一种压力吗？

程抱一：不能说压力，因为它还是一种欢愉。到了晚年，还能和人们，和别人，达到这样一种最深度的交流。最近和我打招呼的人，是看过我的书的人。收到的信，多得不得了。这是30号的一封信，不到两周。这人我不认识，你可以看这信。他说在公园里见到了我，因为我在和另外一个人谈话，不敢和我打招呼。信中可以看出法国人有种可爱的一面。他说那时见到我的时候，只是看到了我的面貌，后来看我的书。这样的信很多，信中的文字对生命有一种醒悟。所以我和读者的关系，不只是文学上的关系。我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是一种触及生命基本问题的东西。读者我不认识，也许永远不会见面，但是一种心灵的交流，而不是一种读者对作者的倾慕。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能这样，他就得到了一种报赏了。而这个报赏，也必须让我下一部书必须走得更远，所以又是一种负担。

问：我注意到您的著作中对生命本质的追问，这固然是您进入创造巅峰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但是否也同您个人生命中的特殊经历有关？比如您幼年时受到什么事件的激发或者感染？

程抱一：我早期生命中发生一些事情对我影响很大。我七岁的时候，到法国学历史的一个姑母，带回卢浮宫的维纳斯像和安格尔的裸体画，这都是女性的理想美。对我是一种冲击。在中国那时的旧家庭里面，只是看过女人喂奶。可是两年以后，便是南京大屠杀，1939年，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那个惨你们无法想象。中国兵被日本人一排排地练刺刀，这是酷刑，是十字架的形象。这也是引发我对西方思考的原因，对恶的思考，一定要和西方对话，看他们是怎么面对的。南京大屠杀时，很多女人被强奸，被站着拍照。这种裸体和安格尔的一个女人拿着水坛的对照……那时我只是少年，但面对这种大恶与大美，两个极端，不能放弃一端。之后我几乎无法正常继续学习。

我在巴黎有很多痛苦心酸，但都承担下来了。我始终是一个非常狼狈的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奖学金。虽然后来有人写信可以申请。都是靠自己。但是对至美的探求从来没有断过。然后就是对恶的哲学的思考，如何面对。我不是胡适之、傅斯年一样的人，一站起来便有人鼓掌。法兰西学院是很独特的，不像中国的社会科学院，他们寻找独特的创造者。也只是这个原因，我才被法兰西学院选上。胡锦涛在总统府演讲，说我们对法国文化很景仰。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伏尔泰等一些名字，孟德斯鸠、巴特，多半是法兰西学院的。法兰西学院主要选这些人。雨果也是左道旁门搞出来的，没念过什么书。当然我书还是念了的。我是一个心灵破裂的人。七岁和九岁，我接受这种破裂。因此，我可以把人间的东西都纳入到这个空间里去。

问：您的学问探求和艺术创造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动人的中西文化交流佳话，我看到不少媒体提到您时讲到摆渡人，但我想您能够进入法兰西最高学术殿堂显然不止于您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的层面？

程抱一：是，人们常把我当作中西文化的摆渡人，可是我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停留在摆渡上面，我已经到了可以自己去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决定性思考的时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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