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还实行对外封闭政策。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了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合并的会议，原籍希腊的罗斯总主教伊西多尔参加了会议并在合并协议上签了字。但莫斯科大公和罗斯教会拒绝承认合并协议，把伊西多尔称为“拉丁教的恶魔“并撤掉了他的职务。于是，罗斯同欧洲天主教国家的联系明显地遭到破坏。对于同外国的人员交往，莫斯科加以严格的控制。没有沙皇的允许，任何人不能出国。贵族及其子弟若擅自出国者，均以叛国论处，其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收归沙皇，其家属将受肉刑。商人如要出国经商，必须有贵族担保，以便使他们连人带货都能肯定回来。而到俄国来的外国使节也必须经过一套繁琐的手续，一进边境就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询问，然后在警察官员的陪同下踏上去莫斯科的路程。至于外国商人，他们在进入俄国时，要让官员们为他们的货物确定价格．并首先让沙皇宫廷选择购买。莫斯科还曾严格禁止从西欧进口书籍，一旦发现，立即没收并销毁。由于这种锁国政策，再加上拜占庭帝国崩溃这一外部因素，罗斯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莫斯科国家的日常生活也同欧洲相去甚远。贵族妇女依然闭门不出，除了近亲之外见不得陌生男人，甚至连教堂也很少去，她们的唯一娱乐活动是荡秋千。富人们虽然穿着贵重的呢绒、丝绸和毛皮服装，享用着镜子、酒等舶来的奢侈品，却还没有普遍地使用椅子。住房的墙一般都是未经粉刷的。在进入宽大的前室之前，先要经过必须低头的矮门，就像钻进帐篷一样。就是士兵的生活也还如同蒙古骑兵那样，他们随身携带一些燕麦面、腌猪油、盐和辣椒，充作口粮。

从15 世纪末到16 世纪，由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俄罗斯民族语言也逐渐形成，全国统一的文字固定下来。但这时的文学状况是与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步形成的趋势相适应的。就形式而言，圣徒传记和政论文章占了主要地位，其主题都是宣扬宗教、歌颂君主、论证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10 卷本的罗斯圣徒列传、弗拉基米尔诸王子传，伊凡四世等人的政论。这些作品的表现手法雷同，文风华而不实，艺术水准下降。

《治家格言》是16 世纪时由诺夫哥罗德的贵族和商人编纂的为富裕阶层治家提供依据的参考书，其内容涉及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礼仪常识。同政治生活中的专制主义相适应，《治家格言》要求在家庭中确立家长的绝对权力。在历史著作方面，主要的有叙述喀山汗国历史及其归并于莫斯科的过程的《喀山史》和一部图说编年史。后一部著作叙述了从“创世“以来到16世纪中叶为止的世界史，并附有1．6 万幅小型精细画。这本书同时也反映了绘画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即绘画题材已超出宗教范围而开始涉及现实的事件和人物。

圣像画仍然是绘画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但在这一时期没有取得突出的成就。季奥尼西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圣像画家，先后为克里姆林宫圣母升天大教堂、罗斯托夫的约瑟夫一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和基里洛夫城郊的菲拉蓬托夫修道院绘制过圣像画和壁画。他的作品画面华丽，有一种欢乐气氛。

相对而言，建筑艺术的进步要明显一些。这也许是由于建筑是最能反映中央集权国家和东正教会的威严和地位、最能满足王公显贵享受欲望的艺术的缘故。事实上，在旧址上新建并不断扩展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标志。伊凡三世曾专门聘请了一些意大利建筑师为他营造克里姆林宫：亚里斯多德·费奥洛凡特设计建造了克里姆林宫内新的圣母升天大教堂，这是一座结构严整、风格简朴的建筑；马尔克·弗里亚津(鲁福)和彼得罗·安东尼奥·索拉里共同建起了多棱宫，这座以白色多棱石块为外墙的宫殿是举行重要仪式和庆典的地方；他们两人还和阿列维茨·弗里亚津等人一起设计和修筑了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和塔楼。瓦西里三世继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内新建丁天使长大教堂。这座大教堂也是罗斯王室的祖庙，伊凡·卡利达以来所有大公的寝陵都迁到这里，以后直到彼得一世为止的所有沙皇也都安葬于此。这批来自文艺复兴发源地的建筑师带来了他们的故乡正在风行的建筑风格，也充分吸收了罗斯建筑艺术的传统，如克里姆林宫的围墙完全是意大利式的，而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天使长大教堂都保留了罗斯教堂特有的葱头型圆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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