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为现实，有等于继续专制时代真理自上而下的习惯。一到战后，不少的人索性以为他的节目全属本末颠倒，无一是处，而他所标榜

的道德也可以用作口实，对他反唇相讥了。

然则这样的发展并不是1930年间的情况。在抗战展开之前五年内，蒋介石引用德国

顾问，将陆军之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

600架(虽则实际能对日作战的只220架)。南京政府又积极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及浙赣两铁路也在这时期完成。1935年红军开始

“长征“之后，中央军亦因“追剿“，将力量推广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兹后此地区即与陕西同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这种种措

施构成了对日战争最低度之准备。此外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国有；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才使全面抗战可能。而蒋又令宋子

文、孔祥熙、蒋廷黻诸人游说美、英、苏各国，以争取外交主动。大概愈近1937年7月7日，以上准备愈为明显，蒋介石之声望愈为提

高。1935年蒋曾亲赴太原及泰山，面邀阎锡山、冯玉祥来南京。当年8月胡适曾说及：“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

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1936年粤桂称兵不成之后，李宗仁来广州，蒋先往拜见。西安事变时，周恩来主张不对

蒋人身危害，因再无他人可作国家之领导人。当然，另一原因为避免内战发生。

蒋介石把他所自述的这段期间所谓“埋头苦干

“，简缩地写成日记。

【8月12日】

剿匪之难，甚于大战，盖彼利用地形之熟识与胁从之民众，避实击虚，为所欲为，而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

。余细思之，如欲剿灭赤匪，绝非一朝一夕之间所能成功，唯有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辟道路，使匪无所藏匿，不得窃发，而我之

官兵，则行动自如，如是乃可制其死命也。

毛泽东对第三次“围剿“总结道：“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

绕道千里，从第二次围剿时进至的广昌东北以至福建境内，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

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人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

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为避其主力，打甚虚

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北的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

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允许我方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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