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就包括宋庆龄生前亲笔写给他的两封信。

其一是关于退还1975年1月18日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给宋庆龄的3万元生活补助的亲笔信：

杜同志：

你的信已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

但我是绝不接受的，我的工资579元已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从文化大革命时起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些了。

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的账，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

谢谢。

宋

当时，宋庆龄正回上海准备过春节，上级考虑到宋庆龄并不宽裕的经济，准备向宋庆龄拨款3万元。时在北京的杜述周知道后，立即写信把这事向宋庆龄作了汇报，但是，宋庆龄很快回信并拒绝了这笔钱。

其二是1981年3月，跟随了宋庆龄五十三年的李燕娥的骨灰盒运往上海下葬之前。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已在楼下等候发车命令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燕娥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尽管事先她曾早就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这个决定分别对沈粹缜、钟兴宝与顾金凤说过，并且写在了遗嘱上。

1981年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

始终通过报纸电台密切而又紧张地收集着宋庆龄病情消息的靳山旺看到这个消息时，当即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伏案呜咽了起来。这个以刚强著称的陕北汉子，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请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宋庆龄的善后工作。

靳山旺昼夜兼程，赶往北京，直奔后海北河沿46号。

此时，后海北河沿46号里一片混乱：整个楼下都住满了人，钟兴宝与顾金凤已搬到了楼下，与沈粹缜妈妈住在一起。靳山旺环视着这物是人非的故居，不禁又悲从中来，泪眼婆娑。

6月2日上午9时整，在人民大会堂的吊唁厅里，靳山旺凭着治丧委员会发放的吊唁证，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吊唁厅（北门为中央首长的出入口）。

他向慈母一般敬爱的宋庆龄深深地三鞠躬，向她作最后的诀别。当他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

静卧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终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实现了她的毕生追求与夙愿，含笑于九泉之下。

靳山旺参加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证书

2004年5月，靳山旺留影于北京宋庆龄故居花园中

1987年，瘫痪在病榻上整整二十年的隋学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令他九泉下仍能感到欣慰的是，宋庆龄在她晚年的最后几年里，仍记挂着他，把他的病情告诉一些朋友；她人生中最后写给沈粹缜大姐的那封信中（1981年3月8日），还提到了隋学芳，告诉她隋永清从厦门归来后去上海看望她的父亲的事。

1981年，靳山旺获得平反后，任陕西省某饭店党委书记、总经理。1983年至1989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副主任，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94年离休，从事社会活动，任陕西省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企业信用协会名誉会长。直到如今，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的大嗓门的分贝丝毫没有减弱，仍不时出现在家乡的医院、学校和乡村，为党和人民贡献着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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